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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性别观会长久地影响他未来的读者

时间:2019-04-03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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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间,评论家张莉对67位新锐女作家及60位新锐男作家分别进行了“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调查”及“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邀请每位受访作家从五个问题中选择一个回答,每个回答限定在500-800字以内。


  女作家的问题是:


  1、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2、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


  3、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


  4、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的?伍尔夫说,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5、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性别与权利” 运动?


  男作家的问题是:


  1、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你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


  2、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3、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可以借鉴吗?


  4、5同上。


  问卷调查收到了邱华栋、徐则臣、张楚、李修文、路内、葛亮、弋舟、冯唐、双雪涛等60位新锐男作家,魏微、金仁顺、鲁敏、乔叶、张悦然、笛安、孙频等67位新锐女作家共同参与。127位作家年龄覆盖由“60后”到“70后”、“80后”、“90后”,其中有18位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多位作家作品在各大排行榜上受到关注,也有一些作家是深受青年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作家。而在结束之际,这个调查得到了包括铁凝、林白、贾平凹、韩少功、阿来等在内的10位中国著名作家的支持,他们受邀与新锐作家进行了同题回答。调查发布以来,得到作家、批评家及研究者的广泛关注。3月8日,学者贺桂梅、杨庆祥与张莉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 莉:一直以来我都在关注性别问题。我关注100年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变化,关注100年来中国社会的性别变迁。去年暑假,我想到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女性写作者的性别意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她们自己如何理解女性写作,她们的态度与以往前辈的态度相比有变化吗?也就是,100年,中国女性写作走到了哪里。这是这个新锐作家性别观调查的缘起。


  刚开始设计的是20位女作家,请20位同行进行五选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同人的理解。主要是“70后”女作家。我给30多位女作家发出了邀请函,预想的是20位愿意回答就可以了,因为调查毕竟是取样,不指望所有人都答。但发出去后收到了34份,可以看到大家都很支持。更没想到的是,这个调查在《青年文学》杂志2018第11期发表后收获了许多关注与认可,大家都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小说家葛亮看到这个调查后告诉我,如果有男作家调查他也会参与的。他的话给了我信心,打开了我的另外一个想法,请男作家谈一谈他们的性别观。没有想到男作家非常踊跃,欣然接受问卷的有60位。因为前期女作家调查只有34位,是不太对等的数字,并且,女作家也的确遗漏了许多“80后”“90后”,所以在女作家34位的基础上我又增加了33位,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127位新锐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其中《60位新锐男作家性别观调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2期发表,《67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在《南方文坛》2019年2期发表,引起了媒体及公众的广泛关注。尤其是3月8号之前在“收获”微信公众号全部发布后,点击率令人惊讶,之所以受关注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调查是当代文学最中坚力量关于我们时代性别观的回答,而了解当代文学现场的人也都明白,这是有说服力的名单和回答,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


  贺桂梅:我最早开始接触和研究性别问题是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是1994、1995年,那时候中国有一个很受关注的“女性文学热潮”,不止是作家,批评界、理论界、出版界、媒体圈都介入,有一阵几乎每天都在讨论性别问题、女性问题,讨论的作家主要是林白、陈染、王安忆、徐小斌、徐坤等。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


  这些年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的“80后”、“90后”们对性别问题有着关注的热情,可以说,这是近40年来当代中国第三次关注性别问题的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第二次是90年代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造就的热潮,强调性别差异、批判男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性不是不够解放,而是解放过度了。所以后来“女性写作”变成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并且和商业结合起来。最近四五年,人们开始用非常认真的态度重新讨论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或性别观念问题,可以称做是第三次关注性别问题的热潮。


  在谈性别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文学界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八九十年代,文学界都比较先锋、比较前沿。但同时,我也有这样一个判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谈论性别问题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落差”,就是批评界或理论界更愿意谈性别问题,创作界和作家不大愿意谈。比如作家张洁,她的作品《方舟》等在80年代一出来,国内外就有一些评论家说她是女权主义者、真正的女性文学,但是张洁却说别叫我女权主义者。90年代的“女性文学热”中,女作家们普遍的态度也是不大愿意接受女性主义的说法,除了少数作家林白、陈染、徐坤等。而文学批评界、理论界和文学研究界谈论女性主义或女性文学、性别问题却比较普遍。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落差?为什么作家会拒绝或不愿意谈论性别问题?


  这个“拒绝”里面有好多因素,一是人们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理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为“女权(性)主义”做一点辩明,它的含义应该放得宽一点。所有那些认为在性别关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那些承认这一点,并努力加以改变,追求更和谐未来的人,都可以叫女性主义者。另外一种拒绝谈女性主义的理由,是认为女性主义是西方的,我们中国有不同的情境。事实上,女性主义是一个特别世界化、最有全球性品质的运动形态,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女性主义普遍的解放意义。


  所以张莉这次把她的调查对象直接放到作家主体,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作家是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如果说创造者本身对性别问题没有自觉,我们很难相信他写出来的作品会达到多么高多么深的程度。这60位作家应该是我们目前文坛最有活力的创作群体,总的来说他们的问卷回答还是让人很舒服的,不大有特别男权主义、具有挑衅性的话语,所有的作家都承认或者接受我们应该反对两性的不平等,要追求更高的性别公正和和谐。我觉得这是我们时代进步的第一点。


  但同时,我还有一些不满足,我觉得作家们关注性别问题的“自觉度”不够高,认为需要讨论性别问题的热情也不是很高。许多人对女性问题和性别不公正本身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甚至有人认为女作家更好“混”,因为她们被保护。这种看法是源于他们不大愿意承认中国社会还存在不公正,特别是女性处在不利的位置这一现实。作家们在问卷调查中说得最多的话是,“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再说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首先是一个好作家,再来跟我说男作家、女作家”。这个话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说了,三四十年了,好像没有多少变化。


  最后,就阅读问卷调查时的一些想法,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来讨论。第一,要区分“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我发现大部分男作家其实就是用性问题取代了性别问题,我是男人,我当然有男性意识,你是女人,你当然有女性意识。这样讨论问题就没有意义。关键是建立在生理性的看似自然的身体差异基础上性别身份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比如其中第二个问题:“最早的性别观启蒙”,男作家的回答基本都是“性启蒙”。如果让我回答的话,我想起来的是当我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女孩子,这不是一个好身份。我的爸爸妈妈很希望我是个男孩,周围的人都说如果我是个男孩会更好,我认为这才是性别观的自觉,你生为女性,你觉得你这个身份不大好。意识到性别身份的这个过程,才是我们讨论性别观的时候应该去深入的问题。


  又比如张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女性形象、男性意识、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我觉得作家们都把男性和女性的区分自然化了,好像你一生下来你是个男人,她是个女人。可是对于女性主义或性别批判而言,关键的差别不是自然的生理的差别,而是建构在生理差别之上的文化的、社会的身份,这里面包含着权力关系。如果作家对权力关系不敏感,他几乎认为这个问题就不用谈了。


  所以我认为,要把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性”更多跟生理、身体的自然化差别以及带出来的欲望关系连在一起;但是性别,也就是“性之别”,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这个建构的背后包含权力关系。如果把性别问题自然而然理解为性问题,就会不大关注从身体的、生理的差别转化到社会身份的差别这一过程中隐含着不平等。


  关于性别问题,我们的文学创作最喜欢谈的就是“爱情”。但性别问题更要关注女人的一生,特别是她生孩子、养孩子、家务劳动等等。我们要看到更多的跟性别身份建构相关的问题。你写一个人物,男人或是女人,这是不一样的,你如何叙述他/她包含了你对性别问题的基本理解,一个作家在这方面有没有自觉意识,他在创作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就关联到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文学创作和性别立场的关系。我做文学史研究,发现好多作家都不太愿意强调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性别立场还是政治立场。当然,如果一部作品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宣言,那肯定不是高层次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中反对立场先行,我是同意的。但是,你不能因为反对立场先行,就否认存在着性别问题。有一些问卷回答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作家,我们不要把立场放在创作的前面,接着就很自然地谈起性的问题,而不是性别的问题。


  性别问题是一定要意识到的,如果你不意识到性别身份带给你的限制或者不公正,那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当然,人的身份是多样的,性别不是惟一的。但是我要说,性别身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个人对性别问题没有深刻的理解、同情,我觉得他很难成为一个好作家,一个有悲悯的人类情怀的作家。


  黑格尔曾提出,人类的认识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性”,这是一种情绪性、感官性、体验性的个人经验,能将这种感性的经验转化成文学创作,是作家的才能和天赋。第二个阶段是“知性”,知性是理论化的认知过程,通过概念、逻辑,使说不清的、情绪化的东西变成自觉的理论整理,我想女性主义理论大概就相当于“知性”。但是还有第三个层次叫“理性”,这个层次一方面有知性的理论自觉,但又不是概念化的东西,会把感性的丰富、厚重、复杂融合起来。所以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具体的普遍性”,或者“具体的总体性”。作家在处理性别立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时候,我期待的是第三个层次:既有基于个人经验的对性别关系的复杂体验,同时也有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反思。更重要的是,你应该超越这两层,讲的是很具体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里有无穷多的复杂性和可解读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我特别认可张莉做的调查,而且我对作家们的回答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他们真的代表我们时代的进步,就是大家可以很认真地来谈性别问题。作家们的回答跟他们的创作肯定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我不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真和假的问题,我认为只要他这样用语言来表达,那就代表他的思考。我更感兴趣他用什么语言、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对性别观的态度和理解。


  杨庆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重要起点,它会是众多类似的文化事件或者文化研究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我在谈性别和性的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是一个男人,我是被我的性别和我的原生家庭、我现在的家庭、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塑造的“男性”,我只能站在这个角度来表达我对男性和女性及其背后具体所指含义的认知。


  所以这个问题和这个问卷,最终会呈现出更复杂的状貌。比如我现在30多岁,我从小接受的教育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冲击,我的父亲是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人,他现在依然如此,他对于我的管教是不允许进厨房,也不能洗碗,只能坐在那里吃,吃完了就回到你的书房里面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由姑姑带大的,我有三个姑姑,我长期跟她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后来我对她们的命运一直抱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理心,并且由她们投射到更多的女性。后来在长期的教育里面,我渐渐地把小时候所培养的那种女性气质刻意屏蔽掉,要打造一个很man、很强壮的男性形象。每次当我想在朋友圈里发意乱情迷的诗的时候我都会把这种感觉压抑下去,我的写作里面特别想承担放荡、迷狂、妖艳的东西,但我找不到这样的词进行表达。所以,男性和女性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美学结构的问题,是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无比巨大,能不能把它改造过来,说实话我是有点悲观的。


  在微观的政治实践里面,我一直坚信,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是非常现实的权力控制问题。这不仅是性别的问题,更是巨大的权利争夺,身体只是其中一个具体的实践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所谓男性的霸权结构其实也是由女性合谋构建出来的,如果不对女性进行改造,让她们不要进行这种教育,这个结构是没办法颠覆的。


  张 莉:设计问题的时候,我选择不冒犯的问题,这是有意的。作家是创造文本的人,我要给予他们尊重,问卷要的是沟通交流,需要的是面对而不是逃跑和拒绝。所以问题的设计经过反复斟酌,看起来是5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5个问题中,这一个问题不想答,可以换另一个问题,比如不愿意回答是否承认女性写作,可以选择第二个问题,作为女性写作时会遇到什么困难?当她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她也在思考自己作为女性的写作。又或者,可以选择说一说你喜欢的女作家是谁?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代表了心向往之的女作家和女性形象。如果还是不愿意回答,那么,第四个问题是雌雄同体你怎么看?这5个问题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当下中国新一代作家渴望达到的写作理想。


  有人问我这个调查和一般的问卷调查有什么不同。我想,最大的不同是这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收集,问者与答者之间是有情意的。比如我并不认识这么多作家,更谈不上交往。我与大多数回答的作家之间真的是素昧平生,但是有过文字上的见面,我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可能也读过我的评论。也就是说,这个调查中有彼此认同、互相信任在里面。所以,他们回答得特别真诚坦率,正是因为他们的庄重与严肃,才使这个调查深具文学意义。


  很多人说作家性别观跟作品有差距,有道理。但是有很多作家,他会直接表达。比如我们知道鲁迅、胡适,100年前他们的性别观,他们的很多言论、看法直接引领了百年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路内看过调查后跟我交流,他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发展都是跟女性问题及思想潮流有关系,我非常同意,我说,对女性问题的敏感、对女性问题认识的理解,正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最先锋的思考。在这个时代,对女性问题发表看法应该有作家。


  我做这个调查是普及常识。这个常识就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性别观都非常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90年代的时候,我的性别观受到了铁凝《玫瑰门》、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影响,那时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引进到中国,我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作品的受益者,这让今天的我有一些自觉意识。我认为,一个作家在作品里面所反映的性别意识、性别观,会长久地影响他未来的读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的很重要的原因:我想了解今天我们文学现场的新一代作家的性别意识到了哪一步,也想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性别观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为推进我们时代性别观普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的性别观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所以,它需要不断地校正。也因此,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观都应该不断反省。所以,“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是一个起点、一个种子,我向往的是,做过问卷调查的作家同行在写作的某一刻、在他们理解人物关系的某一刻,能够想到性别关系、性别、性别观以及对女性的处境的认识,哪怕只有一瞬间小小的“想起”,也是好的。


作者:责任编辑: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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